新仁学实际上是继承孔子的仁本礼用的思想，以仁为根本之道，以礼为仁的一种应用，仁本礼用的思想，这也是很早就提出的一个观点。

胡宏指出：五典，天所命也。多样的职分与位分之间可能是和谐的，但也可能是紧张的，甚至是冲突的。

其实，程颐的看法并非孤例，谢良佐谓孝弟非仁，王伯安谓仁祇求于心，不必求诸父兄事物[15]，皆可相通。[11]朱熹又云：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礼记·丧服小记》载：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孟子以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规定良知与良能，并非说道德的觉悟与展开不需要立足于学习过程，而是说道德中的良知和良能作为自发运作的机制，它有超越人的意志与建构，即得之于天的向度，良能良知，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9]。道德也并不仅仅是良知或善良意志的问题，而是同时包含着良知与良能的问题，自发性运作的良知良能不仅仅负责良知所承载的道德判断，而且还引发道德行动，因而它是知行合一的，既是道德判断能力，也是道德践履能力。

道德生活在伦理秩序中客观化、现实化，并以调节者而非构成者身份参与伦理秩序的生成，同时也对陷落的伦理生活提供抵抗与转化的资源。⑦参见陆贾著、王利器撰：《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页。他说：如果仅仅在口头上谈论真理或貌似真理的理论，而不真正理解它们，就不能真正信仰它们。

无疑，这样的关系也是神秘莫测的，只有在宗教经验中才能体会其意蕴所在。世界上其他古老的文明，有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中断了，如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文明。如果理智的直觉可以把握自然界的本体（牟宗三称之为物如），那么，似乎信仰就应该被承认为把握灵魂和上帝的方式。[15] Thomas Cahill, The Gift of the Jews: How a Tribe of Desert Nomads Changed the Way Everyone Thinks and Feels, New York, 1998, p.3 进入 傅有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犹太哲学 中国哲学 。

它在吸收西方哲学的概念和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同时保留了犹太教的信仰和神秘主义因素，采取的是一种综合的亦此亦彼的做法。在中世纪，犹太人被迫居住在和基督徒分离的隔都里面，宗教上受迫害，政治上无权利，人格上受歧视。

犹太哲学的根本特点是理性与信仰的结合。关于现代中国哲学的含义，冯友兰先生说得很清楚。犹太教的主要经典是希伯来《圣经》，它以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开始，隐含着对上帝的信仰，它没有也无须任何关于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在现当代，科恩、罗森茨维格、布伯、海舍尔则是整合和融合犹太传统与西方哲学的典范。

希伯来的信仰和宗教精神与古希腊的哲学理念和理性主义精神交织在这位希腊化的犹太人心中，经过艰苦的综合与调和而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犹太教，也不同于希腊哲学，同时又包含犹太教信仰和希腊理性内容的新的思想体系，这就是犹太哲学。用一位犹太哲学家的术语来说，这是亚伯拉罕主义和雅典主义相会合的结果。无疑，这样一种哲学对于中国哲学乃至世界哲学的发展都应该有积极的意义。而犹太人最早以完整形态的宗教传统和西方哲学相遇，并在相互的冲突和对话中发展出自己的哲学形态，从而成为后来东西方哲学会通的范例。

犹太人与希腊文明的相遇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人与西方哲学相遇的时间还不足200年，因此说，犹太哲学是相对成熟的第三条道路。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与犹太哲学发展的背景相似，现代的中国也是在和西方哲学相遇、碰撞和对话的大背景下发展自己的哲学的，而且这样的相遇都曾经有过被迫的性质。

西方哲学的主流是理性主义的。有唯物主义哲学，如古希腊原子唯物主义和马克思的辨证唯物主义体系。

理性主义哲学的前提是承认对象的可理解性，其核心是对人的理性能力的确信，即认为人的理性有能力认识研究的对象——这种对象也许是自然界，也许是人类社会秩序或人的本性，也许是科学知识和语言，诸如此类，并能够把自己的认识和思想逻辑地表达出来。哲学有许多类型，范例也应该有许多。公元7世纪后，伊斯兰教和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兴起。这也就是说，和犹太哲学相似，现代中国哲学的旨趣也是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来阐释古代的哲学传统。中国哲学要在新的世纪有实质性的建树，必须超越体用模式，必须超越只利用西方的逻辑形式和范畴阐释中国传统的框架，必须以布伯所谓的我你关系来看待西方哲学，寻求与西方哲学的内在深处的对话，使之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与西方哲学水乳交融。因此，中国现代哲学和从公元前业已开始的犹太哲学走的是同一条路。

在历史上，这些篇章的内容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反过来，如果只强调理性和知识，忽视了信仰的作用和价值，犹太传统就失去了意义，就只能导致古希腊的唯智主义而不是犹太哲学。

[⑤】参见傅有德《试论犹太哲学及其根本特征》，《哲学研究》，1999年第期，第页。犹太教的前提是对造物主和神性立法者上帝的信仰。

反理性主义哲学表面上看与理性主义无缘，但其本质仍然是理性主义的。但是，当我们知道犹太哲学是一种融理性与信仰为一体的哲学后，是否应该在今后的哲学研究中充分考虑宗教信仰的因素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以冯友兰和牟宗三的哲学为例。同时，先行的犹太哲学向世人表明：东方传统与西方理性主义结合是可行的，同时也向21世纪的中国学人昭示：中西合璧的现代中国哲学之路是可以走通的。[⑥】斐洛：《特殊律法》第一章，转引自塞尔茨（Robert M. Seltzer）：《犹太民族，犹太思想：犹太人的历史经验》（Jewish People, Jewish Thought: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History），伦敦与纽约1980年，第210页。一是在形式上它成功地运用了希腊哲学和后来西方哲学的概念和方法分析和阐述传统的犹太教信仰，使传统犹太教中观念和问题学理化、系统化。

因此，它既是东方的，又是西方的，可以说是介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第三条思想之路。这种直观或直觉能力是西方哲学中所缺乏的（其实西方哲学中讲直觉的也大有人在，如康德之前的斯宾诺莎，康德之后的柏格森），中国哲学的一大优胜之处就在于有这样的直觉。

对于大多数犹太哲学家而言，理性主义和信仰是并驾齐驱的。因此，在犹太哲学中实际上存在着相互区别的两派，一派推重理性，代表性的哲学家有斐洛、萨阿底、迈蒙尼德、格森尼德、科恩。

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各国的逐渐犹太人被赋予了公民权，取得了与宗主国人民平等的地位，史称犹太人的解放。【⑤】 理性主义讲求概念的清晰，分析和论证的合逻辑性，它与东方的神秘主义那种晦暗不明、语焉不详的风格迥然不同，因而很难与之兼容并存。

然而，除了上述两条思想之路外，在古老的希伯来文明中又生发出另一条道路，这就是犹太哲学反理性主义哲学表面上看与理性主义无缘，但其本质仍然是理性主义的。他的新理学就是用共项和殊相以及其他希腊哲学的概念去分析宋明理学中的范畴，如真际与实际、理与气、性与心、太极与无极、道体、大全、精神境界等，以期使它们明晰并充实起来。【⑨】他所谓现代逻辑学的成就指的是共项和殊相（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也就是古希腊哲学中一与多的关系的学说。

这是一条理性主义的思想之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理性的，逻辑论证型的。就我们的视野而言，西方哲学和古代中国哲学就是两条重要的路。

这样的这些对于正在建设的中国哲学应该有积极意义。气被解释成料，或质料，是使事物能够存在的东西。

犹太人与希腊文明的相遇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人与西方哲学相遇的时间还不足200年，因此说，犹太哲学是相对成熟的第三条道路。在现当代，科恩、罗森茨维格、布伯、海舍尔则是整合和融合犹太传统与西方哲学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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